如果指出“和谐社会”这一概念源于孔子，你会想：“噢！中华文明确实悠久。”如果指出“和谐世界”这一概念可以简称为“仁”，你会想：“噢！难怪孔子与耶酥、释迦牟尼被并称为世界三圣呢。”我们不研究“世界”，把目光聚焦在“中国”。中国古代文化可以用“儒”“释（释迦牟尼）”、“道”三个字来概括，“儒”被列为首位，这是无数中国人在近千年时间里做出的结论，其正确性不容置疑。

　　在当前混乱的“国学热”中，人们对孔子的“赞美”已经够多了。我们在本文中着重分析一下孔子给中华民族产生的“不好”影响。我们这样做，不是标新立异，是因为孔子这方面的影响确实存在，而且几乎没有人认真研究过这些方面。为使主题明确，篇幅不过长，我们把这个问题的讨论只限定在“仁”和“德”两个方面。

　　在《孔子哲学的核心思想》中，我们探讨了孔子“仁”论的卓越之处，在这里就不重复了。“仁”体现在社会生活方面就是“和为贵”；体现在人伦道德方面就是重视个人修身即“德”。我们先讨论“和为贵”。

　　“和为贵”是孔子作为中华文明智慧的典范对社会矛盾的解决方案。但是，“和为贵”并没有消除中国历史上数百次的农民起义，而且其规模和惨烈程度是世界上仅见的。同样，“和为贵”也没有避免中华民族饱受外国列强的欺凌，以致于中华民族险些被灭亡。我们说“和为贵”导致中华民族“热爱和平”，这是好的。但是，历史经验证明，单单主张“和为贵”并不能消除战争的存在和发生。

　　由于压迫和战争普遍的存在，当我们在面临危险的时候，“和为贵”这个习惯用语就显得无力和虚伪。以致当鸦片战争爆发时，中华民族彻底“失语”了，也就是“不会玩儿”了。我们不能把中华民族在鸦片战争中的彻底失败归咎于孔子。但是我们必须明白，“和为贵”是中华民族在古代，在与世界其他文明隔绝时的独特创造。

　　这个创造虽然是伟大的，但是仅在处理我们民族内部问题时就已显露出多种问题。当我们用这个创造处理“全球”问题时，每个爱国的中国人都急切地感到了我们需要新的创造。与“和为贵”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。

　　由于“和为贵”或“稳定”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时，我们民族对社会矛盾的进一步认识减少了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被阻碍了。中华民族虽然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，但是我们在孔子2000多年后，才知道什么叫“劳动”和“价值”，这不能不说是个重大的遗憾。

　　当然，中华民族以农业为主，在文明版图范围内，缺乏异质经济和交换条件，也是我们不能深入研究以经济活动为主的社会行为。但是，“和为贵”的思想，也在更大的程度上阻碍了中华民族的智力，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领域的认识和探索。

　　“和为贵”的思想导致的最大灾难，是中华民族对社会科学缺乏研究。当我们民族遇到列强欺凌，急于进行社会改革时，我们的改革方案（如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）显得笨拙和可笑，每每以失败而告终。直到现在，我们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程度，也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。例如，面对暴涨的房价，国务院到现在还在“调查原因”。

　　与“和为贵”密切相关，孔子在培养学生时特别重视“德”。这使得中华民族长久以来一直以为，只有“德”是最重要的；一个人只要具备了“德”，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。实际情况怎样呢？“德”确实重要，但绝不可以替代一切！

　　孔子主张“君子不器”，也就是说，君子（这个词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榜样标志）不应该成为某一个方面的专才。这样的结果就导致我们的祖先，祖祖辈辈把无数的时间、智慧和精力消耗在“修身”方面，忽视或从根本上放弃了对自然科学的探索。

　　确实，中华民族有四大发明，有张衡、祖冲之那样值得骄傲的人物，但在清朝以前，中华民族全民族的科学素质接近于零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近代以来，处于落后挨打地位的重要原因。

　　毛泽东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，总结了中国失败的原因，提倡“又红又专”。但是。这个方针的直接的后果，是让学水利的李鹏当总理。我们不是说李鹏个人有什么问题。试想，治理一个具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，仅以水利知识怎么能行呢？

　　邓小平提出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”。但是，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等是第几生产力呢？的确，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，科技水平很落后，应该把发展科学技术放在重要的突出位置。但是，怎样发展科学技术呢？怎样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规划和管理呢？

　　孔子的影响仍然存在。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就是表现。当我们赞美孔子的时候一定要记住：孔子毕竟是我们2500年前的祖先，他在祝福和保佑着中华民族。但是，他已经不能主宰，也无力决定中华民族在今天的世界上是否能得到更大幸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