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哲学较少研究“需要”的原因

    人的“生命的需要”是和“生命的意义”同样重要的概念。人如果感觉不到“生命的意义”，就会陷入孤独、焦虑和绝望之中，直至自杀。与此同时，任何人只要活着：一是感觉不到“生命的意义”被动地活着，一是感到了“生命的意义”主动地活着，都必须满足“生命的需要”。甚而至于，单就“生命的需要”得不到满足，或是一个人找不到满足需要的途径和方法，陷入“生存压力”，也会感到绝望，少数人最后也会自杀。

    从意识的真实逻辑中也可以看出，“生命的需要”在我们脑海中出现的频率，和所占据的位置。这个事儿任何人都可以自我证明：人只要活着，满足需要的第一位的事情。

    接下来的问题是：我们的需要是怎么产生的？除了吃饭，我们还有哪些需要？怎样才能满足这些需要？等等。由于前两个问题，中国人一直不是很清楚，所以关于“怎样满足需要”，往往被理解成“饿了就吃饭”而受到忽视。实际上，“生命的需要”和“怎样满足需要”是两个紧密相连的、必须认真讨论的问题。

    本来，这两个问题应放在一起讨论，但由于国人对“生命的需要”几乎一无所知。所以我们把这两个问题分开讨论。但一定不要忘了，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连的。

    在讨论“生命的需求”之前，我们先讨论：为什么这么重要一个问题，在中国哲学中，从古到今一直没得到认真讨论呢？

    一、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的民族，历史发展过程没有被彻底中断过。中华民族从远古以来形成的、以“利他”为主要内容的道德体系，一脉相承，逐步加强。

   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讨论“需求”显得很不合时宜，或者说，很不是地方。“生命的需求”从本质上说，属于个人的“私事”。讨论这个事，就说明想到这个事。如果有人讨论这个事，会受到这会主流意见的质问：为什么总讨论个人的事呢？

    二、农业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。而且，中华文明的农业特征有两个基本特点：一是广泛性，即：在中华文明版图内，所以地方、所有人的生产方式都以种植农业为主；二是同质性，即：除了远古时期以地广人稀为条件存在过渔猎和农业经济并存外，所有地方、所有人的生产方式都以种植农业为主，不存在不同地区的差异化。例如，甘肃农民除以种地为主外，还兼业养猪。山东农民的情况与甘肃农民的情形基本相同。

    在同质经济条件下，讨论“生命的需要”显得多余。因为人饿了要吃饭，要吃饭就要种地，这是明摆着的事。就是把“需要”讨论到“天翻地覆”，也不可能有人依靠海洋贸易或其他办法来解决“需要”问题。

    三、中国古代哲学受中华文明的道德传统制约，讨论“生命的需要”只能以“义利之辩”的形式出现。也就是说，要讨论“利益（需要）”，先要讲明“义”和“利”之间的关系，哪个方面重要。这样争论的结果，无一例外都是“义”方获胜。

    有时，“生命的需要”也以“人性”的面目出现。但一般来说，“性善论”都占主导地位，而“性善”就是“利他”，所以在“性善论”派别中（如孟子），不可能有关于“生命的需要”的讨论。

    也有人强调过“生命的需要”（如荀字、韩非），但从名称上就先把“生命的需要”定了性——关注“生命的需要”是人类的本性，但是这样的本性是“性恶”。就是“性恶”论者，对“需要”也讨论不多。在这方面，荀子“食、色，性也”是开创性的、也是结论性论述。——从“性恶”论者把“需求”理解为“恶”来看，他们与“性善”论者的基本观点的一致的。

    就这样，“生命的需要”就以“性恶”的方式存在到“新”中国成立。“新”中国经过一系列选择和思考后，毛泽东决定，“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”（本人认为这个论断的基本思想完全正确）。

    四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，如果有人讨论“生命的需要”，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。首先，社会主义条件下，不存在“需要”问题，因为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全体人民当家作主，怎么还会有“需要”问题呢？——就象现在朝鲜一样。

   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，主流意识形态是“一大二公”。如果有人讨论“生命的需要”，就不仅是哲学问题，也是政治问题。且不说对“生命的需要”能讨论出什么结论，单是讨论，就要受到“斗私批修”。

    五、上世纪70年代末期，受到几千年压抑的“需要”，以农民被大批饿死的形式表现出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“义利之辩”和“社会主义”的本质需要中国人重新思考。安徽小岗村农民在“亡亦死，举大计亦死”的情况下，选择了“思想起义”，即签定“承包血书”。之后的事，地球人就都知道了。

    改革开发以来，“生命的需要”最先以“承包”的形式曲折地表现出来。在国人对此问题还犹疑不决的情况下，深圳某工地上“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益就是生命”标语，使“承包”转换成了“效益”——离“金钱”还差一步。

    虽然“金钱”在官方媒体上还若隐若现，但个体和私营企业使中国人与“金钱”已没有任何距离了。但是，不知从什么时候，个体和私营企业被统称为“民营经济”，“金钱”问题被暂时引到后台。接下来“股份制”和“股票”以最直白的形式，使“金钱”直接走上了中国现实生活的最前台。

    现在，如果有人再讨论“义利”问题，或以“利”的方式讨论“金钱”，这个人将会被主流观点斥责为“有病”。为什么不说实话呢？——“金钱”成为中国人“需求”的代名词。

    现在要着重讨论的是，除了“金钱”，“生命的需求”是否还应包括精神方面？如果没有生命危险，不仿再斗胆加上一个问题：“生命的需求”里还应该有“利他”内容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