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人1986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史专业，分配到抚顺市工商局，1992年辞职，从事经商、新闻和自由职业至今。    由于我父亲受迫害（右派）的原因，我在少年时期，我就开始思考如“善良”“、正义”和“命运”等许多重大哲学问题（至今望而生畏！）。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，我十几岁就开始向这些哲学难题进军，很快就成为了“哲学迷”。我这样做不是由于爱好，而是为了“救命”。

    所谓“哲学迷”，实际就是“马克思主义哲学”的狂热爱好者。受当时条件限制，我无法弄到其他哲学书籍。甚至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读物也弄不到。我只能阅读随处可见的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、《全集》、《列宁选集》、《全集》和《毛泽东选集》。就这样，我哲学的起点还真高！说出来也许没人信：我十五岁时已经开始读《资本论》了——不是我水平高，当时找不到别的书。说真的，我感谢命运。

    上大学后，我选择学习西方哲学史，是为弄明白两件事：1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怎么来的？2 中国人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？大学毕业后，我觉得，第一个多少明白了一些；但第二个问题，即“中国人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？”，却陷入了更大的迷惑。

    我注意到，“中国人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”，实际是一个中国哲学史问题，这个事儿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；而要弄明白这件事，就要弄明白中国近代史及全部历史和哲学发展。我的天！我象疯了一样读完了辽大图书馆里可以找到的所有相关书籍。结果呢？还是没弄明白。

    毕业以后，我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全用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了。我逐渐明白了：我碰上了一个中国的头号难题。在我的老师、同学和朋友们看来，“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”是很正常的事儿，多数人观点是：“共产党让学，不学不行啊！起码，考不上大学，毕不了业。所以，……”所以，我成了一个十分“可笑”的人物。我最后明白了：我在进行着一个人的战斗！

    去年年初，我放弃了所有的事情，我要把我在20年整出来的结论写出来。在我爱人提示下，建立了这家个人网站。我要让更多人都知道这个事儿！

附录：父亲之死

    我的父亲在1990年5月因癌症去世，到现在有17年了。但是，对我来说，父亲去世时的情景，就象刚发生一样。每当想起此事，我都要沉默良久，把有关父亲去世的前前后后重想一遍。而且，不把事情想完，决回不过神来。

    父亲去世时，我不在他的身边。当我得知消息，赶到他的床前，他已经凉了。我望着父亲的尸体和被病痛折磨得消瘦的面容，我的第一印象是：父亲睡着了。望着父亲的尸体，我没有感觉特别悲痛。我甚至不很清楚，母亲她们为什么要哭。我很吃惊地坐在父亲的身边。

    第二天，亲属们来向父亲的遗体告别。作为长子，我跪在父亲旁边接受亲属的哀悼。偶尔看一眼一些不太熟悉的亲属的似真似假的悲伤的表情。快到中午时，我奶奶来了。走到父亲床前，奶奶已泣不成声。她俯下身，抚摸着父亲的脸颊，。她嘴里咕哝着，声音里参满了泪水，用喉咙里发出的悲恸气流说到：“这就是一辈子，这就是一辈子呦。”听到奶奶这么说：一天一夜以来，我第一次大声地哭了。

    下午，我随灵车把父亲送到火葬厂。那天死人不多，没有半个小时，我父亲就被火化了。火葬厂的工作人员用一个帆布兜着我父亲的骨灰，向家属区召唤我父亲的名字，意思是让人过去接骨灰。我的身边立刻哭声一片。我吃惊地注视着父亲的骨灰。我在想：半小时前，我的父亲还在，就这么一会儿，他就变成骨灰了？

    我坐在开往墓地的车上，手里捧着父亲的骨灰盒。因离火化时间短，骨灰盒很热；我捧在怀里，就象曾经接触到父亲的体温一样。到了墓地。不知什么人把父亲的骨灰盒从我手里夺了过去，然后埋在了早已挖好的坑里。直到一座坟墓堆起，我一直楞站在旁边。母亲走到我跟前说：“你也培一锹土吧”。这时，我好象忽然明白了什么叫“死亡”，“哇”地一声哭了出来。

    父亲死后三个月内，凡是见到父亲用过的物品，与父亲有关的东西，我都感到很亲切，总想多看一会儿。在我的思想里，我的父亲没有死，他只是受不了病痛的折磨，睡着了。等到父亲去世100天，我又一次来到父亲的墓地。这时我才真正知道：父亲死了，他不可能再回来了。

    不知为什么，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我第一眼看到的父亲尸体的情形：他是那样消瘦，是那样平静，是那样毫无表情。我偶尔会想：“物质决定意识”，这个事还用学吗？这不是废话吗？在我的脑海中，“物质”就是我父亲。现在，他死了，他再也不能给我讲历史了故事；他死了，他不能再关切地询问：“你还在思考什么是‘正义’吗？”

    父亲去世半年之内，我几乎无法高兴起来。我不是故作悲伤。我发现我以前的“乐趣”和“追求”是那么可怜。我脑海中一个经常的想法是：人死后很快就化成骨灰，我现在活着，为什么活着才是最正确的呢？

    父亲去世一年以后，我经常回忆起和他一起生活时的各种情景。我想到，我读高中以后，我们第一次因讨论蒋介石和毛泽东所引起的争吵。我清楚地记得他说的最后一句话。他说：无论蒋介石有多少过人之处，历史已经证明，他的合理性最终仅限台湾。无论毛泽东有多少错误，历史已经证明他的合理性在中国大陆。从地理面积上就可以看出谁更伟大！我说：“你这是‘地理决定论’”。当时把他气得半天没说出话来。

    一次帮母亲收拾屋子时，翻出了父亲讲课的备课笔记。我母亲哭了。我赶紧把备课笔记拿过来。我不再干活，仔细端详这本珍贵的备课笔记。笔记上的字迹是那样熟悉。在扉页上，父亲用楷体端正地写着“忠诚党的教育事业”，下面是他讲课的课程表。

    我没有细看备课笔记里的具体内容。我大致地回忆起他被打成“右派”以后的过程。在被划成“右派”前，父亲是城里一所大学教授，母亲是城里医院的医生。从我懂事起，我们家已经居住在农村。母亲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家庭妇女。关于父亲被划成“右派”的原因，他很少提起。我也很少问。在我眼里，父亲是世界上最好的人。

    有一次开批斗会，我也去了。我看见父亲象犯人一样，被绳子绑着，在主席台上跪着。他看到了我，眼里闪露出负疚、抱歉的目光。从那以后，我远离了一切小伙伴。我开始思考什么是“正义”——这个世界上最难的问题。

    最初，我不知道“正义”问题有多难，我只知道随处可见的马列著作经常讨论这个问题。虽然我是个初中生，但我已成了马克思主义的“狂热”爱好者。我要弄明白什么是“正义”？我要弄明白，为什么象父亲这样善良的人要被批斗。

    父亲去世17年了。这些年来，我越来越感到，我与父亲的联系是那么真实，那么紧密，那么深刻。当我自认为在哲学上有了某种突破，我就要想起父亲，我感激父亲使我走上哲学道路，虽然这是一条漫长、艰辛的道路。在无数个幽暗无色的精神劳作的夜晚，我总要向父亲汇报我取得的进展。我知道，我将得到他的赞许——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刻。

    虽然父亲离开我已多年，但他总是在我最困难时帮我度过难关。例如，对父亲的怀念使我感受到：“人的历史性”就是父亲的死亡过程是如此漫长。也许，他要随着我的死去才能真正死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