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到2006年中国取消农业税，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一直是农业。这不是因为中华民族天生就乐意种地，而是由中华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的（下文将详细讨论）。当然，从中华文明初期至黄帝时代和后黄帝时代，渔猎经济在社会生产中占有较大比重，就象建国后到2006年工业经济逐渐占有较大比重一样。

    但这并不影响农业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经济。这一事实的直接证据，就是到目前中国仍然存在巨大数量的农业人口。我们说中国古代不存在奴隶社会，就是基于中国历史基本是农业历史这样一个基本事实。

    ⊙  过去人们讨论“奴隶制”，经常从奴隶对奴隶主依附关系即奴隶所处的社会地位来考虑。如果仅以这方面关系作为判断“奴隶制”存在的依据，那么应该说中国目前的许多地方仍然存在“奴隶制”。

    “奴隶制”必须是一种大规模存在的社会普遍现象。不能就社会的某些地方存在过一定数量的奴隶，就判定当时的社会是“奴隶社会”。例如，不能仅就“山西黑砖窑事件”说中国目前处于“奴隶社会”。也就是说，在一定范围内“存在奴隶”，和整个社会处于“奴隶社会”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。

    ⊙  同时，应考虑到“奴隶制”在经济上的成本和收益关系。“奴隶制”的根本特点：奴隶是奴隶主的财产；就象养牛农场主的牛是农场主的财产一样。抛开人和牛的道德差别，这两种情形的共同特点，是奴隶主必须有足够的生活资料养活大批奴隶，养牛农场主必须有足够的饲料养活大批的商品牛。

    当然，奴隶主的生活资料可能来自对奴隶的剥削，就象农场主购买饲料的资金可能来自销售牛产生的利润。但这并不影响，扣除生活资料和饲料成本外，奴隶主和农场主必须能够得到社会平均水平以上的利润。否则，我们要说奴隶主是普渡众生的菩萨；养牛农场主是优秀的环保主义者。

    中国古代不存在奴隶社会的原因，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，不存在大规模实行奴隶制的经济基础。

    众所周知，在中国历史上，商业和畜牧业从来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。因此，在历史上存在过一定数量的“隶民”和“牧奴”，不足以作为中国存在过奴隶社会的证据，更不要说在家庭范围内存在过的家务奴隶。

    能够证明“奴隶制”存在的唯一证据，必须是在农业生产上曾大规模地、持续地使用奴隶。也就是说，“奴隶制”存在的前提，是在中国历史的某一时期，曾使用奴隶进行集体生产。而这样的证据到目前还没有找到。也永远找不到。

    中国农业进行“集体生产”，只是在近代即1956年实行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以后。中华民族及其领导人作出这个决定，是考虑到把农业“剩余”集中起来，积累国家资本，尽快实现以军事工业为代表的工业现代化。因为不如此，就无法克服外国列强对中国的再次侵略，中华民族可能真的被灭亡。

    尽管有巨大的历史合理性，尽管有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政权，尽管有中国人民忘我的献身精神，但是，集体化农业生产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，证明了它的彻底失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农业生产是社会一切生产部门里最不适合集体生产的部门。

    农业生产的基本特点，是生产活动周期与农作物的生长周期相一致，劳动的绩效不能立刻显现出来，这就为计算报酬和监督管理带来无法克服的矛盾。在实际操作上，必然陷于平均主义，这就造成生产效率极其低下。其后果是从1956—1976年的20年间，中国有1500万农民非正常死亡（饿死，国家统计局数据）。实践已经证明，在农业生产上实行集体生产是违反农业规律的，也是违反人的本性的。

    在我国古代，国家政权的力量从来不能说是强大的。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强制大批人直到饿死仍坚持生产。按中国古代农业的生产力水平，农业所得在扣出劳动者本人生活消费后基本没有剩余（我与河北省农民的谈话中得知，到上世纪30年代，一亩地的产量仅是种子的二倍。）且不说假想中的“奴隶主”从何处获得足够多的生活资料养活大批奴隶，仅巨大的监督成本一项，就会使最善于精打细算的人陷于破产。

    中国古代不存在奴隶社会的最根本原因，是因为：中华民族的主要谋生方式是农业。农业之所以成为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，是由于中华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的。

    从地理意义上说，“中国”是指喜马拉雅山以东、蒙古高原以南、太平洋沿岸以西的东亚。当然，历史文献中的“中国”，仅指历代皇帝统治的地方，范围比这要小得多。直到清朝，中国版图扩到最大。

    距今4.5万年前，印度版块开始挤压欧亚大陆。喜马拉雅山开始隆升。距今1.5万年，喜马拉雅山已隆升至6500米，阻挡了西南暖湿气流到达东亚。与此同时，古特提斯海也变成塔克拉玛干沙漠。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喜马拉雅山一起，成为阻碍欧亚大陆人类东西方交通的自然屏障，使“中国”成为相对独立或封闭的地理单元，直至欧洲人1840年从太平洋到达“中国”。

    喜马拉雅山逐渐升高，成为“中国”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地理因素。喜马拉雅山升至6500米后，改变了欧亚大陆原有的大气环流，形成了新的、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东亚季风系统。东亚季风系统对中国的主要影响有二：一是“中国”内陆的生命水源，完全依靠太平洋季风带来的雨水（雨水的季节性分布，使中国腹地没有常绿草原，这就不利于中华先民发展游牧）；二是寒冷、干燥的西北风，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尘土吹向黄河流域，形成深厚、肥沃的土壤。

    季风影响植物的生长，也影响动物的生长。因此，远古时期，中华先民的狩猎活动也受季风影响。随着动物数量减少，中华先民逐渐发展舍饲畜牧业和种植农业来获得更多食物。随着人口的增长，季风系统愈益明显的影响，以及深厚、肥沃的黄土的形成，种植农业成为中华先民的必然选择。

    郭沫若等人认为中国的“奴隶社会”起源于夏朝，主要根据是大禹儿子启改“禅让制”为“世袭制”；他们同时认为，我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是商朝，主要根据是在商朝王族墓穴中发现了大批量的“人殉”。下面就这两个问题稍加论述。

    夏朝  众所周知，大禹是率领中华民族治理洪水的民族英雄，也是夏朝的建立者。由于治水的需要，从大禹时代开始，黄帝联盟内部和外部各氏族，都要按照大禹佐臣皋陶制定的《禹贡》交纳贡赋，其目的是维持治理洪水发生的费用。

    大禹之前，“禅让制”是最高权利的过度形式。所谓“禅让制”，是在黄帝确立以黄帝族为核心的部落联盟以后，最高权利在黄帝族联盟内部，进行“民主集中制”式的传承方式。大禹死后，因为有了经常性“税收”，“禅让制”立刻变成了对财富的争夺。

    果然，黄帝族内部最有影响力的有扈氏，不同意最高权利由大禹儿子继承（意思是应该“禅让”给他）。最终引发战争。夏启在战争中取胜。由此，黄帝族联盟的最高权利的继承方式由“禅让制”转变为“世袭制”。

    由“禅让制”转变为“世袭制”，只是黄帝族联盟内部权利交接方式的变化，并没有改变黄帝族部落联盟统治中国的事实，也没有改变在黄帝族联盟之内和之外，整个中国社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——部落联盟阶段。

    商朝  商朝推翻夏朝建立自己的统治，只是改变了“世袭”的家庭。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的社会制度。但是，商朝被认定为是“奴隶社会”的主要根据，是商王的墓穴发现了“大量人殉”。

    商王为什么要用奴隶殉葬呢？是由于奴隶（战俘）不能普遍地被用于生产。或许，死去的商王就是被殉葬者或他们的氏族杀死的。既然不能把奴隶用于生产，留着他们干什么呢？让他们看到商王死去而庆祝胜利吗？不，让他们殉葬！——不用再找第二个例子，“殉葬”的存在充分说明，商朝没有地方使用大量奴隶。因而商朝根本不是“奴隶社会”。

    关于周朝大分封，可以理解为中国社会从部落联盟向封建社会过度。周朝的“封建”与秦以后的“封建”完全不同。周朝“封建”不是按“郡县”，而是按血缘进行分封，具有显著的部落联盟时代的痕迹。

    周朝以前，中国历史上还没出现真正意义上“国家”。顺便指出，理解老子和孔子对“国家”的态度，是理解他们哲学的关键。关于周朝（西周和东周）的社会状况，将在讨论《老子》和《孔子》时详细讨论。